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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析中西方傳統法律的文化差異

 論文欄目:民法經濟法    更新時間:2018-01-30 11:55   

  摘 要 近年來,我國多項法律法規陸續出臺,法律體系建設日趨完善,但司法公信力受到諸多挑戰。對中西方傳統法律文化差異的研究,在理論層面或具體實踐層面,均具有重要的意義。本文從起源、宗教性、價值取向等方面對比了中西方傳統法律,期望為我國的法治建設提供思路。
  關鍵詞 中西方 傳統法律 文化差異
  作者簡介:陳昊,山東省煙臺第二中學。
  中圖分類號:D90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1.124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治是一個國家現代化文明的標志。在法治建設大幕下,我們難以徹底擺脫中國法律傳統與法律現代化間的糾結,使得中國的法治建設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也暴露出一些問題。眾所周知,現代化法律源于西方,而我國與西方在文化、歷史等諸多方面均有很大差別。本文系統地分析了中西方傳統法律的文化差異,期望為我國的法治建設提供借鑒。
  一、中西方傳統法律起源的差異
  在中國,法的起源有“刑起于兵”之說法,即法最初用于部落戰爭環境中對敵對異族人的鎮壓,在后來的演變中逐步用于部落內部,懲罰觸犯禮儀規范的同族。可以看出,中國傳統法律的出現源于“意志壓迫”的需要,包括一個部落對另一個部落的壓迫,以及部落內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壓迫 。由于這種壓迫目的就是迫使被壓迫者服從壓迫者的意志,從而維護統治,因此沒有只代表著少數人的意志。所以,中國傳統法律并不具備平等性和民主性。從形成之初,中國傳統法律就與暴力、刑罰密切相關,直到明、清乃至清末時期,西方傳教士對中國法律的印象還是停留在嚴酷的砍頭、腰斬、凌遲等暴力懲戒中,由他們帶給西方社會對于中國法律的印象,帶有明顯的暴力色彩 。因此,法即暴力的觀念植根于中國人的傳統思想中,百姓庶人往往聞法色變,只想與其保持距離,更不要說通過法獲取利益。百姓受了委屈,萬不得已去告官,也是希望統治者能夠逞兇緝惡,而并非主動維護自己的權利。
  西方法律的起源與中國傳統法律有很大不同。它起源于古希臘時期的城邦政治。古希臘處于氏族部落社會時,法律還被用于統治者對平民的壓迫,使用暴力手段緩解貴族階級和平民百姓之間的矛盾。公元前六世紀,貴族與平民的矛盾日益尖銳,工商奴隸主階層的代表梭倫當選雅典(古希臘城邦中心)的最高執政官,對法律進行了改革。隨后,克里斯提尼用10個地理選區取代原有的四個部落,形成了雅典法 。除古希臘外,古羅馬國家和法律的形成也是如此。
  可以看出,西方法律的發展是一個社會妥協的過程和結果,在這個過程中,法律被用作平衡各方勢力和利益。
  中西方法律起源的差異造就了民眾對法律態度的差異。中國傳統法律起源于暴力壓迫,使得民眾傳統觀念中歷來有“恥訴”、“厭訴”的思想。而西方法律起源于平民與貴族統治者的斗爭,弱化了法律與暴力、鎮壓、刑罰間的關系,使得民眾推崇使用法律解決沖突。
  二、中西方傳統法律的宗教性差異
  中國自古便缺少真正意義上的宗教信仰。在過去的兩千多年里,儒家思想一直處于統治地位。儒家倫理成為國家立法與司法的指導思想,法律內容和人們的法律意識滲透了儒家倫理的意蘊。倫理對于中國的法律的影響是巨大的,如今仍然對中國法律案件存在著無形的影響,尤其是家庭暴力、第三者導致的離婚、死者遺囑財產的歸屬等案件中,倫理道德的影響根深蒂固。儒家的創立者孔子一直主張無訟思想,號召使用道德教化治理國家,導致中國古代的統治者一直強調“人治”,只是將法律看作是一種參與國家治理的輔助手段。
  此外,中國古代長期處于高度集權,君主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利和地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通民眾只有服從的義務。法律為君主服務,君主可以因為自己的利益隨意修改法律,使得古代產生了懼法、怯法的社會風氣。
  而在西方歷史中,宗教一直是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西方人認為萬能的主創造了宇宙和萬物,既孕育新的生命,拯救人世間的苦難,又是最高的立法者和善惡行為的裁判者,只有遵從上帝的意志才能擺脫困苦,解除罪惡,重登極樂世界。到了中世紀,羅馬法成為教會的附庸。教會希望借助法律的力量抑制王權,于是宣稱法律是神的意志,是神統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種宣傳方式讓民眾擁有了不斷抗爭的力量,在對神的信仰中逐漸產生了對法律的期待和愿景。因此,民眾的法律意識逐步濃厚,法律公信力發展水平日盛 。
  三、中西方傳統法律的價值取向差異
  我國自古以來就有著實體正義優先的傳統,主要是為了維持統治階級對平民的壓迫。司法權由上至下,從屬于行政權。在中央,最高司法權屬于君主;在地方,最高司法權屬于地方行政長官。行政與司法相混合的體制反映了我國古代對法律的輕視。行政長官具有偵查、起訴、審判的權力,在訴訟中處于絕對主導地位。訴訟參與者沒有反抗的權利和機會,只能無條件接受裁決結果。
  因此,古代正義與社會的秩序維持完全系于行政長官。對官員來說,只要保證結果公正,司法程序可以“變通”,甚至可以犧牲程序公正來換取實體公正,并且此時往往為民眾所稱道。對于普通民眾而言,法律只是統治階級的工具,公平、正義以及權利的維護只能寄托官員的自身素質,而不會奢想其他訴訟權利 。
  中國傳統法律追求實體正義,有著兩個缺點:首先,“重實體,輕程序”的觀念強調打擊犯罪,這會從一定程度上削弱對被告人基本權利的保護;其次,對實體正義的執著會增加冤假錯案的發生幾率,影響法律的公信力,降低法律在民眾心中的公正性、公平性。
  而西方法律則注重程序正義。程序正義主要包括兩層含義:法的形成和實施過程的正義;程序法對權利、義務的分配符合正義標準。英國的古典自然正義是程序正義理念的起源。作為英國法治的核心概念,自然正義是司法官員在實施司法行為時必須遵守的基本原則。
  這一原則包括兩個基本要求:首先,任何人,包括君主,都不能擔任自己案件的法官;其次,法官在判決時應當聽取訴訟雙方的陳述。自然正義原則規定了法律程序正當性和合理性的標準,如果過程有所違背,則直接導致裁決判斷喪失法律效力。英國法律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陪審制與對抗制,這同樣是程序正義原則的體現。美國對英國的程序正義理念進行了繼承和發展,并在憲法中作了規定和保障,即聯邦憲法第5條和第14條修正案規定:未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 。 

 西方的法律文化追求程序正義,也有著兩個缺點:首先,遲到的正義非正義,執著追求程序正義會導致法律程序過分僵化繁雜,會在某些情況下降低法律的時效性;其次,程序正義自身存在一些缺陷,只顧及程序正義而忽略實體正義,就會出現犧牲實體正義來保證程序正義的情況。
  可以看出,在法律體系中,價值取向是影響法律決斷以及思想行為的重要因素。中西方法律的目的都是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長治久安,但在價值取向上有所區別,中國傳統法律以社會秩序為中心,目的是實現無訟和諧;西方法律體系則注重權利的實現。
  四、中西方傳統法律的文化差異的原因
  首先,中西方地理位置、氣候等生存環境存在差異,對法律的形成造成了影響。中國是大陸型國家,地理位置相對較為封閉,與外界交流較少。在這種社會風氣下,更多的民眾與外界隔離,交往意識淡薄,思維習慣趨于保守。中國的傳統法律文化也缺少與外界交流的機會而發展緩慢。統治者始終將權利攥在自己手中,法律為其統治工具的思想已深入社會,這種觀念在缺少外部驅動力的情況下很難發生改變。而西方國家與中國則不同,它們所處的地理環境具有明顯的海洋性特征,帶來了航海貿易的繁榮。頻繁的海上貿易不僅帶來了經濟的繁榮,還加速了各國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使得民眾意識到民主、自由的重要性,以及對法律限制權利的思想有了更深的認識。
  其次,中西方經濟政策的差異也是導致傳統法律文化存在差異的原因之一。中國自古以來便是農業國家,以泱泱大國自居,自秦朝起便形成了重農抑商的文化傳統。中國推崇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對商業的打壓導致很難形成自由的貿易環境,從而導致個人權利意識較弱。而西方國家所處位置農業環境惡劣,民眾不得不在海上求生存,頻繁進行海上貿易。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大規模的海上貿易的進行,西方民族思想更為開放,重視個人的自由和發展,更加容易接受外來事物。交易雙方也能夠打破等級制度觀念,建立起平等自由的交易關系,同時也需要雙方共同遵守法律約定。逐漸地,公民的權利意識覺醒,普遍認同法律的作用,推崇平等、民主、自由。
  最后,中西方社會結構的差異對法律的發展也產生了不同的作用。中國古代長時間處于封建社會,自秦始皇起一直是中央集權的國家,并且集權程度愈演愈烈。在秦朝時,還實行三公九卿制,地方推行郡縣制,中央設立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直接由皇帝管轄;隋唐時期,開始實行三省六部制;明朝則廢除三省和丞相,設立內閣;到了清朝,軍機處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封建君主專制達到頂峰,將臣子與皇帝的關系完全變成了主仆一樣的存在。在這樣一個高度集權的國家,皇帝掌握立法權、司法權以及行政權,嚴重缺乏自由、平等、民主意識的氛圍。而西方社會在古代即為較為開放的社會結構,個人之間、城邦之間、個人與城邦之間均奉行自由、平等的交往原則。在這種環境下,民主意識萌發,新生的資產階級出于對自身利益的保護,開始要求建立起一種能夠制衡政府權力的法律制度,即三權分立。
  五、總結
  中西方傳統法律文化的差異可以歸為民族性、文化性、地緣性的差異。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僅從上述幾個方面作了較為膚淺和簡單的論述。對于中西方法律文化差異的理解和認識,需要更多學者不斷探索和研究。
  此外,我們還需要大視野、大格局,在繼承本民族優良傳統的同時,吸收西方法治文化中的精髓,共同推動我國法治文化的發展和進步。
  注釋:
  邱曉璐、莫翠萍. 中西傳統法律精神之比較.赤峰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1).45-46.
  王菲.從法的形成看中西法律文化的差異.新視野.2014(2).117-120.
  韓文竺.對于中西方法律體系的比較分析以及分析熱點案件得到的反思.法制與社會.2015(26).
  張克.中西法律公信力差異的文化分析.法制博覽.2017(11).
  張婧.中西方傳統法律文化的正義價值比較.學園.2017(7).3+5.
  參考文獻:
  [1]葉凡.中西法律文化的價值取向的比較——無訟與正義.赤峰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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