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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史寫法研究進展

 論文欄目:中國哲學    更新時間:2012-09-29 22:36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深入,人們對異質性文化的關注越來越強烈。全球化包含了特殊主義的普遍化和普遍主義的特殊化的雙向進程[1]。全球化導致全球的同質化,但這種同質化不能否認一個國家、民族和文化傳統對特殊性( 異質性) 的訴求。全球化與民族文化的辯證關系表明: 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中國少數民族的傳統哲學與文化不僅不會消亡,反而面臨著空前的發展機遇。時下少數民族哲學與文化發展的繁榮就是證明。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對少數民族哲學的研究在近些年來越來越受到重視。這種重視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少數民族哲學的研究成果越來越多,有份量的成果也不斷涌現。二是對少數民族哲學的研究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認可,即便那些懷疑少數民族哲學合法性的學者也認可了少數民族哲學,并認為少數民族哲學研究是中國哲學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此,我們可以大膽地說,少數民族哲學的研究在今后中國哲學研究中的地位將大幅提升,從而進入一個大發展的時期。但是,正是由于少數民族哲學研究面臨著諸多機遇,在研究過程中需要重視的問題的也就越來越多。本文以蕭洪恩的《土家族哲學通史》(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為中心,來談談少數民族哲學史的書寫方式。

一、少數民族哲學何以可能

在 20 世紀 80 年代少數民族哲學研究剛剛起步的時候,少數民族哲學本身的“合法性”受到質疑。這種質疑主要來自于中國哲學史學界。長期以來,中國哲學史學界所書寫的哲學史一般都是以儒、釋、道等為主要內容的漢族哲學史。細檢各種中國哲學史著作,我們發現它們根本沒有給少數民族哲學留下地盤。在有些人眼里,似乎少數民族哲學上不了臺面,根本沒有研究的價值。不過,吊詭的是,在 21世紀初,“中國哲學的合法性”也成了問題。其實,“中國哲學的合法性”由來已久,康德就說過孔子雖然是“中國的蘇格拉底”,但他并非哲學家,在整個東方根本沒有哲學。黑格爾重述了他的觀點,認為哲學的起點是思想的自由,只有當人類超脫了自然階段而達到思想自由時才產生了哲學。黑格爾認為,能稱之為“哲學”的只有希臘哲學和日耳曼哲學[2]。后來的德國哲學家文德爾班繼續這種思路,竟將“東方精神”視為束縛個人創造性的思想的同義語[3]。海德格爾也說過哲學是西方的專利,“常聽到的‘西方—歐洲哲學’的說法事實上是同義反復。為何? 因為‘哲學’本質上就是希臘的; ‘希臘的’在此意味: 哲學在其本質的起源中就首先占用了希臘人,而且僅僅占用了希臘人,從而才得以展開自己。……哲學本質上是希臘的,這話無非是說: 西方和歐洲,而且只有西方和歐洲,在其最內在的歷史過程中原始地是‘哲學的’。”[4]不過,促成中國哲學合法性大討論的是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來華,他明確地指出,“哲學”只是“與一種有限的歷史相聯,與一種語言、一種古希臘的發明相聯”的東西,是歐洲和西方所獨有的思想,中國歷史上不曾出現這種形態的思想,因此“中國哲學”不是嚴格意義的“哲學”。“中國哲學”還是稱為“思想”較為妥當[5]。

西方哲學家將“哲學”嚴格地限定在西方的思想脈絡中,更確切的說限定了近代西方哲學脈絡中,當然是成問題的。首先從哲學的本義( 即哲學乃是對智慧的追求) 來說,中國哲學的合法性當然不成問題。另外,即便從近代西方哲學的脈絡來看,中國哲學的合法性也不成問題,西方哲學家提出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更多的是因為他們對中國哲學的隔膜與無知,因為即便中國古代哲學也有其獨特的概念系統和理論體系。當然,中國哲學合法性的討論對于人們反思中國哲學的研究范式、重塑中國哲學的主體性等都是有好處的[6]。

客觀地說,“中國哲學合法性”的討論對于少數民族哲學的合法性的確認是有幫助的。因為中國哲學的合法性本身就受到了質疑,中國哲學史學界當然沒有心情和底氣去質疑少數民族哲學的合法性了。既然中國哲學要求別人承認自身的合法性,那么它為什么不先承認少數民族哲學的合法性? 可以說,中國哲學界現在重視少數民族的研究與成果,與中國哲學合法性的討論是分不開的。

那么,中國哲學合法性的解決是不是意味著少數民族哲學合法性的解決呢? 可能還不能這么認為。必須要承認,文化有先進和落后之分。少數民族的文明程度總體上要低于漢民族的文明,同時各少數民族的文明程度也不可能是一致的,有的少數民族的文化中雖然有樸素的哲學思維,但也確實沒有達到哲學理論的高度。如果要求這些民族也寫出一本哲學史,可能就是強人所難。有學者從民族精神角度理解民族哲學,認為: “哲學的民族性就在于哲學是民族精神的結晶; 或者說,民族精神的自覺認識和理論表達就是該民族特有的哲學。”“任何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但是,有的民族能自覺地認識和理論地表達出來,于是其就有自己的哲學( 哲學學說) ; 有的民族尚未做到,或沒有完全做到這一點,從而其只有哲學思想。由此我以為,有的民族有自己的‘哲學史’,而有的民族則只有‘哲學思想史’。”[7]其實,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指出,有的民族有自己的“哲學史”,而有的民族只有“思想史”,沒有必要硬加上一個“哲學”的定語。須知,少數民族思想的價值不會因為貼上哲學的標簽而變得更有價值,也不會因為沒有哲學的稱呼而減少其固有的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有的少數民族可以寫出哲學史,但不是每一個少數民族都必須要寫出自己的哲學史。當然,有的少數民族可能在以前不能寫出自己的哲學史,但隨著視野的開拓和文獻資料的進一步挖掘,可能現在就能寫出自己的哲學史了。舉例來說,通行本《中國少數民族哲學史》[8]中沒有土家族哲學,而在眾多土家族哲學研究論著的影響下,國家“十一五”重點出版規劃項目《中國少數民族哲學思想史》中已列入了土家族哲學思想的專章,而現在蕭洪恩教授更是撰寫了《土家族哲學通史》的鴻篇巨制。

土家族哲學何以可能? 這是撰寫土家族哲學史之前必須回答的問題,特別是在“土家族哲學研究的學科地位沒有確立起來,而且學理地位也還沒有明確申明”[9]25的時候。蕭洪恩對這一問題當然要作出自己的回答。蕭洪恩從“理論”和“歷史與現實根據”兩個大的方面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回答。從理論上說,第一,哲學具有一般性與民族性。第二,哲學問題的展開方式具有不同的層次性,如既具有哲學本體論、認識論的問題,又具有歷史觀和文化觀的問題,還具有政治哲學層面的問題。第三,哲學思維有理論表達與文學表達、歷史表達之分。第四,哲學理論的闡明有理論闡釋和理論運用兩種形式。第五,哲學在存在形式上可分為學術的和日常的兩部分。從歷史與現實根據上說,首先,土家族哲學的合法性有土家族的歷史成熟性支撐。其次,土家族哲學的合法性有土家族哲學史傳統的支撐。再次,土家族哲學的實際功能對土家族哲學合法性的支撐。這些論證應當說較好地從外部論證了土家族哲學何以可能的問題。但要從根本上解決土家族哲學何以可能的問題,可能還必須從土家族哲學內部著手,要看其自身的內容是否承載了一般意義上的哲學思想。這可能也是撰寫其他少數民族哲學史的時候所需要認真對待的。

總之,任何少數民族要寫一部哲學史,都必須先回答該民族的哲學如何可能? 否則,這一工作的展開就沒有牢固的基礎。

二、少數民族哲學史的寫法: 以哲學史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

如何撰寫少數民族哲學史? 是要采取還是拒絕“以西解中( 少) ”的寫法? 如果要拒絕,是不是還要拒絕“以中解少”,而進一步到“以少解少”?

在我們看來,要拒絕“以西解中( 少) ”的模式來撰寫中國少數民族哲學史是不可能的。首先,哲學具有一般性,不能因為民族性的獨特性而否認這個一般性,這個一般性是哲學的本性。本體論、認識論、歷史觀等是任何哲學體系都要探討的,只不過在特定時間或不同的哲學家那里側重點有所不同罷了。其次,那種提出“以中解中( 少) ”,反對所謂的“文化殖民”的人,實際上沒有看到文化的創造性的本性,而是把中國哲學看作是一個靜止的存在。這種做法實際上是沒有文化自信的表現。其實,“以西解中( 少) ”的過程,就是西方哲學中國化的過程,也就是中國( 少數民族) 哲學現代化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以西解中( 少) ”以成為中國文化的宿命,現在的中國人,如果要完全擺脫西方話語的影響,就不可能開口說話! 第三,如果說“以中解中”在學理上還可以成立的話,則“以少解少”確實很難成立。中國哲學自身確實有它自身的一套話語體系和概念系統,雖然少數民族哲學在近代受西方哲學的影響,但更主要的是受漢民族哲學,特別是其中的儒釋道哲學的影響極大,很難說有其獨特的一套話語體系和概念系統,很多少數民族連自己民族的語言文字都沒有,更遑論獨特的話語體系和概念系統了。當然,有的少數民族的哲學話語和哲學系統可能有其自身的特色,在撰寫這些少數民族的哲學史的時候,也要把這種特色體現和挖掘出來,要盡可能地使用具有特色的概念和話語。

以上是就研究模式上說,具體到少數民族哲學史的書寫,則不能走純粹觀念哲學史或純化哲學史的路子。一方面,純粹觀念哲學史的路子不能很好的揭示哲學問題,而缺乏歷史感和現實性。另一方面,由于少數民族哲學自身的局限,如果要走純化哲學史的路子,那將是自揭其短。對中國少數民族哲學史的研究,必須將少數民族哲學史泛化為哲學思想史或哲學文化史,當然,名稱還是可以用“哲學史”,但內容一定是哲學思想史或哲學文化史。

李維武教授提出的以哲學史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這一研究方法[10],主要針對的是 19—20 世紀的中國哲學。以哲學史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也是展開少數民族哲學研究的最為恰當的方法。蕭洪恩自覺地運用了這種方法。這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土家族哲學思想,既不是由專業的哲學家提出,也不是由專門的哲學著述闡發的,而是通過其他思想內容、其他表達形式展現出來的。蕭洪恩十分重視對詩文、史籍、方志、書信、日記、公文等文獻的搜集和解讀,發掘其中的哲學思想。如《田氏一家言》,本是由田氏幾代人的 12 卷詩集組成,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哲學著述。但蕭洪恩正是通過對這些詩作的深入解讀,發掘出蘊涵于其間的哲學思想,揭示出土家族哲學中的一個有代表性的思想傳承。第二,20 世紀土家族哲學的代表人物或為政治家或為文學家,他們所接觸和探討的哲學問題,不是哲學自身發展所提出的形上問題,而是中國歷史大變遷所提出的現實問題。對于這種哲學文化現象,蕭洪恩明確指出,這些人物哲學思想的特點在于懸置本體論與認識論問題,重點關注歷史觀、文化觀及政治哲學問題。這就使這些原本處于哲學史與思想史之間的問題得以凸顯,成為 20 世紀土家族哲學的主要問題,顯示出 20 世紀土家族哲學的特點。第三,對于土家族知識分子的哲學思想與下層民間社會的精神生活的聯系,蕭洪恩予以關注和研究,使之成為土家族哲學史的一個有機構成部分[11]。蕭洪恩的《土家族哲學通史》之所以能對土家族哲學挖掘得比較深入且論述自成體系,跟他自覺地運用了以思想史為中心的哲學史研究方法是分不開的。在撰寫其他少數民族的哲學史的時候,也應當自覺地運用這種方法,否則是很難取得深入而切實的成果的。

三、少數民族哲學史寫作中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1. 處理好少數民族哲學史與中國哲學史的關系。少數民族哲學史是中國哲學史的組成部分,而現在的中國哲學通史著作中沒有少數民族的地盤。那么,在少數民族哲學史著作中,如何處理與中國哲學史的關系?

首先,要強調少數民族哲學是中國哲學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不能有離開中國哲學這個整體去單獨地講某一少數民族的哲學史,“多”必須在“一”之下才能獲得其意義。因為少數民族的哲學發展一方面受漢民族哲學的影響,如儒家思想對少數民族有很大的影響,一些重要的少數民族哲學家就是著名的儒家。另一方面,少數民族哲學之間也有很多交流互動,如藏族與蒙古族之間的哲學思想就有很多互通之處。實際上,少數民族哲學的發展也只有放在整個中國哲學史發展的大背景下才能獲得真切的理解。

其次,撰寫少數民族哲學史,不必要也不需要高揚少數民族自身的主體性和民族性。因為有的少數民族已經沒有強烈的民族認同。不能因為為了撰寫自己民族的哲學史而把本來很為淡薄的民族意識“發現”出來而加以“擴大”,雖然民族哲學與文化本身是在不斷地創造與“想象”之中,但在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中,我們更應注意增強中華民族這個總的民族意識。當然“一”與“多”并不矛盾,“一”要通過“多”體現出來,但是這個“多”是要事實求是的,不能作過度的放大。

《土家族哲學通史》可謂很好地處理了這種關系。該書闡述了土家族在漫長的追求和發展中,既保持了自己的精神傳統,又吸納了來自漢族的儒道思想。這種與漢族文化的聯系,導致了改土歸流后土家族向華夏文化、特別是向儒家文化的認同。正是在這種認同的基礎上,土家族的先進人物與中華各民族的先進人物一起,面對鴉片戰爭后的中國文化歷史大變局,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吸納了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新思想新哲學,促成了土家族哲學由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換。這種哲學的現代轉型,使土家族出現了一批求索于中西古今文化與哲學之間的思想人物,他們的思想創造既對土家族的精神生活世界產生了深刻影響,又對 20 世紀中國哲學的開展產生了深刻影響。這樣的一種闡述就不是就土家族哲學而論土家族哲學,而是將之放到中國哲學發展的大背景下論述,很好地處理了“一”與“多”的關系問題。

2. 中國少數民族哲學史的內容選擇問題。撰寫一部哲學史,首要的問題是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文獻資料,蕭洪恩在這方面可以說用力極深。沒有對土家族哲學資料的全面掌握與深入解讀,是不可能撰就一部 80 余萬字的著述的。但是與蒙、藏等少數民族的文獻資料不易引起糾紛不一樣,有些少數民族的哲學文獻在使用上存在很大的爭議。

首先,中國有許多少數民族是在新中國成立后才識別的,實際上,很多現在看來是少數民族的,在當時根本沒有民族意識和民族認同,即他們的所思所想,根本不是以這個( 少數) 民族為出發點的。那么,這些人的哲學思想能不能納入到該民族哲學史中? 這是需要嚴肅對待的一件事情。筆者認為,有沒有民族身份意識與民族認同,是衡定一個人的哲學思想能不能納入到該民族的哲學史中去的一個重要標準。近代少數民族的出場,大多基本上不是以少數民族的身份出場的,而是以中國人的身份出場的。他們的哲學思想可以是中國哲學史的內容,但說成是少數民族哲學史的內容可能不妥。在一些少數民族哲學史中,我們發現在很多少數民族哲學家的思想中,很難看到他們的本民族的意識。實際上,從他們的論述中,只感受到了他們的中華民族和炎黃子孫意識,甚至是漢族意識,而沒有本民族的意識。將這些人的思想納入到該民族的哲學史中,爭議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筆者傾向于這樣一個看法,除了少數幾個少數民族的哲學史之外,一般少數民族的哲學史寫到鴉片戰爭以前就可以了。因為在西方入侵之后,中華民族的意識逐步強化,大多數的( 新中國成立后確認的) 少數民族根本沒有自己的民族意識。當然,隨著新中國成立后民族政策的實施,少數民族的民族意識和民族認同感有所增強,這個時候是不是又形成了新的少數民族哲學傳統,還是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其次,民族身份有爭議的不應當納入到少數民族哲學史中,否則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與爭論。一般來說,民族的劃分是不會產生歧義的。但在多個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出于國家民族識別的政策,如果出現了文化名人之后,就很可能出現幾個少數民族爭搶一個文化名人的問題。有的時候可能該文化名人的民族成分已經確定,但另外的一個民族可能并不信服,而將之寫到本民族的歷史中。沈從文到底是苗族還是土家族就是這樣一個問題。沈從文有漢族、苗族和土家族血統,但他自認為是苗族,根據自愿原則,沈從文應當是苗族。因此,將沈從文納入到土家族哲學史中來講,就有很大的問題。蕭洪恩“以其具有土家族血統,且受土家族文化影響較大,而將其作為土家族區域文化傳承者的代表加以研究”[9]713,似有可商榷之處,因為以血統和學統并不是民族識別的充分條件①。當然,有的情況可能更加復雜,如蒙、藏族之間,在討論其哲學思想的時候,存在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但在撰寫相關內容的時候,最好不要引起特別大的爭議。

3. 中國少數民族哲學的評價問題。少數民族哲學作為中國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參與了中國文化的創造與發展,共同塑造了中國人的思維模式與價值觀念,是中華各民族的精神家園,理應受到我們的重視與珍愛。但是,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創新與發展,而不能沉醉于哲學史上的成就。“以往的哲學家只是解釋世界,問題在于如何改變世界。”這句話深刻地指出了我們在對待傳統哲學時所應該具備的態度。

由于少數民族哲學自身的局限性是客觀存在的,因此在撰寫少數民族哲學史的時候,要避免過高地估價其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地位。特別是在“如何改變世界”的問題上,少數民族的傳統哲學在當今發揮的作用還是非常有限的。我們知道,自近代西方文化東漸,中國文化遭遇千古奇變,中國文化向何處去就成了中國人必須面對的時代問題,一百多年過去了,這一問題還沒有得到完全解答。但是,中國文化要現代化,要在中國文化中確立現代性,則基本上是中國人的共識。另外,從世界文化發展的趨勢來講,現代性是一個不會完結的過程,現代化本身也在不斷地現代化。中國少數民族哲學對中國文化、世界文化到底起多大作用,應當放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中來衡量,首先,要承認少數民族哲學自身產生不出現代性,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西方哲學的沖擊,中國( 少數民族) 哲學就不可能自行開啟現代化的歷程。其次,中國少數民族哲學作為非西方文化,對現代化( 現代性) 的作用將主要體現在對現代性的反思上。也就是說,它主要是從外部對現代性文化進行反思,為建立理性的現代性作出貢獻。再次,中國少數民族哲學中存在一些非現代性和反現代性的內容,對于它們我們也應區別對待: 對于反現代性的內容,一定要加以剔除; 對于那些非現代性的內容,則應當允許其多元地發展。

因此,除了加強對少數民族傳統哲學的研究之外,更應當注重對少數民族近代精神傳統的挖掘,挖掘其所形成的現代性精神傳統。當然,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由于在近代,除了少數幾個的少數民族外,很多新中國成立后確認的少數民族在當時是沒有各自的民族意識與民族認同的,能不能將之納入到各少數民族哲學史的內容是值得考慮的。因此,挖掘少數民族哲學的近代精神傳統這件工作,可能也應局限在少數幾個少數民族那里。

總之,方興未艾的少數民族哲學史研究在今后大有可為,值得學術界投入更多的熱情與精力。蕭洪恩的《土家族哲學通史》可以說開啟了少數民族哲學研究的新局面、新境界。在某些方面無疑為今后的少數民族哲學的研究樹立了典范。但是,也正由于是補白之作,其中必然存在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把這些問題提出來,對于今后的少數民族哲學史寫作是非常重要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今后的少數民族哲學史寫作,可以超過《土家族哲學通史》,但不能越過《土家族哲學通史》。我們期待更多更好的少數民族哲學史研究成果的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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