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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霍加特的階級身份認同危機及其化解與升華

 論文欄目:文化理論    更新時間:2018-04-20 10:49   

 摘要:作為一位夾在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之間的“獎學金男孩”,理查德·霍加特在化解自身階級身份認同危機的過程中,逐漸選擇成為一名在中產階級里替工人階級發聲的“邊緣人”,并創造了文化研究史上的第一種替代性話語——工人階級文化話語,以自傳性書寫的方式實現了自我救贖和升華。在社會高度流動的今天,文化研究應該引導更多的“邊緣人”走霍加特所開辟的化解與升華之路,挖掘“邊緣人”所在群體未被開發的文化資源并以此建構替代性話語,推動文化向民主、多元和創造性的方向發展。 
  關鍵詞:“獎學金男孩”;身份認同危機;工人階級文化;文化自覺;替代性話語 
  中圖分類號:G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7408(2018)03-0063-07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當代文化哲學的基本理論模式研究”(16BZX075);廣東省教育廳育苗工程(人文社科)科研項目“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對邊緣群體文化話語權的建構方法研究及其啟示”(2013WYM_0022)。 
  作者簡介:李曦(1983-),男,廣東汕頭人,汕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哲學博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文化身份認同(cultural identity)是當前文化研究的熱門話題。不過,當前的文化研究學者主要聚焦于性別、種族和民族等方面的身份認同,較少關注階級身份認同。相比而言,階級身份認同是早期文化研究學者關注的焦點,它與文化研究的創始人的經歷以及20世紀中葉的英國社會發展情況關系非常密切。回顧那段歷史,探討文化研究創始人對文化身份認同的思考,不僅有利于我們更深刻地理解文化研究的用途,而且也能從歷史中獲得一些人生的啟示。

一、“獎學金男孩”的階級身份認同危機


  階級身份認同研究發端于文化研究的創始人理查德·霍加特對“獎學金男孩”的研究。“獎學金男孩”一詞是霍加特的發明,當時指的是在20世紀上半葉的英國以優異的成績獲得大學獎學金的工人階級男孩。他們靠知識改變命運,大學畢業后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已經達到了中產階級的標準。按照“經濟決定論”,“獎學金男孩”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的一員了。 
  但是,情況遠沒那么簡單,正如艾倫·洛弗爾所言:“對獎學金男孩來說,關于階級最重要的事情不是經濟特權,而是描繪特定階級特征的那些態度。”[1]326在霍加特看來,“獎學金男孩”從小就面臨著一個“站隊”問題:究竟是站在工人階級一邊,還是中產階級一邊。在《識字的用途》一書“獎學金男孩”的相關章節中,霍加特就用了缺乏感、焦慮、憂慮不安、“無家可歸”“無根”、困惑、不安全意識、自我懷疑、不確定、不滿足、備受折磨、孤獨、憂傷、徘徊疑慮、煩惱不已等詞匯來描述“獎學金男孩”的心理狀態[2]71-81。這種心理從“獎學金男孩”的青少年時期就開始產生,而且越是成功的“獎學金男孩”,這種撕裂的心理就越是嚴重。 
  那么,“獎學金男孩”是如何化解自身的階級身份認同危機的呢?霍加特的文本提供了兩種不同的答案: 
  第一種是刻意遠離自己的工人階級身份而努力融入中產階級,正如霍加特所描述的:“他不能坦誠面對自己的工人階級,……他有時會對自己的出身感到羞愧;他已學會‘看不起自己’,學著比工人階級的許多行為方式更優越一些。他常常對那種能夠清楚地透露出自己出身的外表感到不自在;當他意識到每天都有上百種言行習慣將自己‘出賣’時,他內心都會感到猶疑或者憤怒。”[2]78 
  或者如與霍加特同時代的另一位著名的“獎學金男孩”雷蒙·威廉斯所描述的:“在我們這個世代里,也有一個相同類型的新階級:青年男女,他們得益于公共教育的擴大,他們當中有相當多的人認同于那個準許他們進入的世界,為了贏得他們的新同儕的夸獎,他們還花很多時間來講解和記錄那些已被他們拋棄的人們的不可救藥的粗俗:這種現象必定會使我們的信心遭到削弱,懷疑進一步擴大教育是否真的能起到什么實際作用。”[3]364 
  這種化解階級身份認同危機的方式不僅背負著“忘本”“背叛”之類的道德風險,而且還會與自身的經驗發生沖突而導致更嚴重的焦慮,比如對于中產階級,“獎學金男孩”“看不起它的自滿、堅定的社會關注、精心的咖啡會、在牛津上學的彬彬有禮的兒子們,還有米尼弗夫人和拉姆齊夫人式的文化自傲”[2]79,融入中產階級世界實際上是很困難的。 
  第二種化解方式是放棄自己的中產階級身份而回歸工人階級,但這也是不可能的。原因在于:首先,盡管“獎學金男孩”受到中產階級的歧視,感受到中產階級的傲慢與偏見,但在當時的英國,中產階級也意味著“會玩弄智慧,視界開闊還有時尚的風格”,以及“文雅的、成功的、從容不迫的、書卷氣的和討論雜志的有智慧的”[2]79,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和可用的資源,放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不僅對自己不利,對工人階級文化素養和社會地位的提高也沒有幫助。其次,“獎學金男孩”也不可能完全回歸工人階級。一方面,在工人階級群體看來,“獎學金男孩”已經成為“高高在上”的中產階級,不再與“我們”同甘共苦、同舟共濟;另一方面,由于“獎學金男孩”從小為了完成家庭作業,跟家庭中的女人走得更近,缺乏“男性氣質”[2]74,因而回歸工人階級的“獎學金男孩”也會因不合群而遭到嘲笑,感受另一種歧視。因此,“他內心深處會有一種已走出很遠隨之而來的煩惱,還有一種對可能返回原點引發的恐懼感和羞怯感”[2]77。 
  可見,化解階級身份認同危機,“要么融入中產階級,要么回歸工人階級”這種“非此即彼”的邏輯是行不通的。“獎學金男孩”這個新群體所面臨的問題是前所未有的,他們既無法讓周圍的人明白自己的痛苦,也無法從前人的書籍中找到答案,只能“摸著石頭過河”。按照霍加特的描述,當時的大多數“獎學金男孩”并沒有能夠成功解決這個問題。

二、危機的化解:“獎學金男孩”的自我救贖


  那么,什么才是可行的方式?霍加特的人生實踐給我們提供了答案,即走辯證、揚棄之路。1951年,霍加特出版了研究美國詩人奧登(WHAuden)的著作《奧登:入門介紹》,不僅得到文學類期刊和大眾媒體的贊美,而且還受到各種出版物編輯或者大會發言的邀請,因而以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躋身主流學術界[4]102。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霍加特就真的成為中產階級的一員,原因在于:
 首先,正如霍加特在后來接受約翰·科納采訪時所說的,1946-1959年在赫爾大學成人教育部從事文學教育時,他發現自己的工人階級學生生活在兩個相互隔離的世界里:一個是課堂上的藝術世界,里頭充滿著F·R.利維斯所劃定的“經典”文學作品,被中產階級的價值觀所主導;另一個是課堂外的生活世界,那是被報紙、雜志、收音機和流行音樂占據的世界。對于這些學生而言,前者是缺乏吸引力的,而后者則是令人著迷的,他們可以利用這些大眾文化來滿足自己的需求[5]271。這實際上也是霍加特的心聲。因此,霍加特嘗試著與學生一道用文學批評的方法和工人階級的價值觀去思考生活世界,這深受學生的歡迎,同時這也促使霍加特從“利維斯主義者”轉變為“左派利維斯主義者”,并成立了研究流行歌曲、攝影、時裝、廣告和電視節目等“流行藝術”的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 
  其次,霍加特越是成為利維斯《細察》集團的一員,他對中產階級“描繪特定階級特征的那些態度”就越是敏感,因為當時文學批評界的精英主義和保守主義風氣盛行,主流話語對于工人階級的看法基本上還停留在馬修·阿諾德于1869年出版的《文化與無政府狀態》一書的描述上:“它粗野,羽毛未豐……它愿上哪兒游行就上哪兒游行,愿上哪兒集會就上哪兒集會,想叫嚷什么就叫嚷什么,想砸哪兒就砸哪兒。對于這人數甚眾的社會底層我們可以起一個十分合適的名字,那就是群氓。”[6]73 
  這類話語對于中產階級而言是自然的、不言而喻的,對于霍加特來說卻是刺耳的。處于這種話語環境下的霍加特是敏感的、憤怒的,以至于他被卡爾·波德歸類到20世紀50年代“憤怒的青年”學派中[7]109。 
  再次,正如霍加特自己所言,“獎學金男孩”一旦脫離學校,走上了工作崗位,原先還存有的某種心理平衡立刻就被無情地打破了,因為在學校,“大腦是一種可以用來換取自己人生道路的貨幣,而且大腦越來越成為發生效應的貨幣”[2]75。智力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標準,勤奮可以彌補智力上的不足,適應規則和“順從的接受”就能夠獲得老師的肯定,即使生活方式和價值觀與眾不同也可以得到寬容的對待。因此,“獎學金男孩”“開始將生活視為一段階梯和一次永久的考試,每一階段都會有更進一步的贊美和勉勵”[2]75,有著明確的方向和進步的動力。可是,一出了學校,“獎學金男孩”就茫然了,因為“一些煩擾的、無法精確衡量的‘性格’‘運氣’‘交往能力’和‘勇敢’等品性和能力,則往往成為是否成功的決定性因素”[2]77,這是一種“無形的接受障礙”,是一種讓“獎學金男孩”憤怒甚至憎恨的“社會排外主義”[7]109-110。 
  正因為如此,對中產階級價值觀的排斥使霍加特轉而將工人階級的生活世界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在教受教育和參與教學實踐的過程中,他對自己的階級文化也越來越癡迷,其階級自我意識也越來越得到強化[4]100。這種階級意識是中產階級和大多數工人階級所不具備的,可以說是“獎學金男孩”特有的。但是,霍加特與一般的“獎學金男孩”又有所不同,因為當時的文學批評是英國人文學科的中心以及大學教育的核心,文學批評家是主流話語的重要建構者。因此,深諳中產階級表述方式的霍加特是有可能參與到主流話語的建構當中,重新描述工人階級形象的,也就是說,霍加特具備“把自己定位為敘述者和被敘述人、觀察者與提供信息者”[8]122、把自己的人生經歷作為研究對象的條件。因此,霍加特選擇把自己的經歷講給中產階級知識分子聽,“在敘述中展現真實的自我”[8]129,寫成了文化研究的第一本著作——《識字的用途》,建構了一種與主流話語形成競爭和互補關系的替代性話語——工人階級文化話語。 
  在霍加特看來,盡管工人階級文化“可能缺少由文學傳統所提供的精密性和權威性”,但是,“這種‘文化’以其自身的方式,與有教養階層的文化一樣致密、復雜,得到了充分的表達并且具有道德”[9]42。比如,針對當時利維斯主義者所認為工人階級缺乏愛國心和社會責任感的觀點,霍加特指出工人階級的人際關系網由家庭、鄰里和俱樂部等“熟人社會”構成,觀念體系也是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的,一旦超出了地區的范疇和直觀的視野談論“國家”和“社會”,工人階級就會因無法理解抽象概念而變得冷漠,對公共事務和官方事物也缺乏興趣,但這并不意味著工人階級是不道德的,只是實踐道德的場所不同,比如工人階級的美德體現在面對艱苦生活上的節儉和團結,面對中產階級施舍時的自尊和自強,面對弱勢群體時的寬容與分享等等。 
  因此,工人階級既不是美國式大眾文化荼毒的產物,也不是中產階級可以隨意加以規劃的空洞容器,而是能夠根據自身的道德觀和價值觀(比如集體主義、團結互助、得體適度等)改編或同化新事物中自己所需元素,積極適應社會變化的群體,他們“絕不會失去他們的文化,但會躲避大眾文化的傳播渠道或是根據他們階級的精神特質重新理解大眾文化”[10]132。 
  對此,杰克·溫德爾評價道:“《識字的用途》是工人階級的自白,它把自己的文化當作嚴肅的寫作素材,也預示了20世紀中葉英國工人階級的文化主觀性的形成。可以說,理查德·霍加特是第一個宣言者,他的話使得迅速改變的工業工人階級——以及那些被獎學金制度‘貶低’了的人們——開始把自己的文化講給自己聽,進而找到了講給別人聽的信心、筆調和風格。”[8]129 
  由于“那時大量學術文獻,甚至是試圖解釋工人階級生活的社會歷史方方面面的文獻,對當地工人階層人民的每日生活經歷都少有涉及”[4]99,因此,霍加特發揮了作為工人階級在感性認識方面的優勢,填補了當時學術界的空白,正如斯圖亞特·霍爾所言:“在霍加特有其工人階級背景,并有著豐富的童年記憶和經驗可以借鑒的情況下,‘從內部解讀文化’對他來說是可能的。”[9]45這個“盡管受傷卻更加敏感的社會的觸角”終于克服了迷茫、犬儒主義、自我憐憫等“獎學金男孩”式的消極情緒,達到了對周遭環境的清醒認識和深刻的自我反省[11]49-53。

三、危機的升華:從“獎學金男孩”到工人階級文化話語建構者

《識字的用途》的寫作意味著霍加特開始有意識地通過筆來化解自身階級身份認同危機,但這種化解還局限在私人領域中,正如有學者所說,霍加特的政治是溫和的,“他拒絕通過劇烈的變化實現文化復興和社會革新,轉而求助于浪漫主義的個人反抗,即堅持文化理想之重要性。”[11]49-53不過,該書的出版和廣泛傳播則表明其影響已經擴散至公共領域。 
  一開始,這部反學科的著作在學術界并不受歡迎,正如霍加特后來回憶說:“我所遇到的英文系的許多老師對此書保持沉默,好像議政廳的邊門跑出一只討厭的老鼠帶入了奇怪難聞的東西。”[12]10-11而社會學家則認為它非法闖入了自己的領地,其個人化的自傳式寫法與社會學的實證方法大相徑庭。實際上,這種學科偏見的背后也有階級偏見的因素。 
  與在學術界的冷遇相比,《識字的用途》在工人階級讀者中則激起了強烈反響,尤其是得到有著相似經歷的“獎學金男孩”的積極回應,比如工人階級小說家約翰·布萊恩在給霍加特的信中所言:“該書寫得如此之好,以至于使我氣惱——它把我想留作描寫自己之用的很多話都說了!”[8]120第二代“獎學金男孩”艾倫·洛弗爾也說道:“我接受的教育和文化推動我從從工人階級走向中產階級。但是牛津停止了這種推動。因為牛津的文化氛圍最能區分來自工人階級家庭的男孩,……”“霍加特先生所表述的這種情況的后果當然也適用于我。我的教育經歷使我很難回到我出身的階級中去:……我不能回去,是因為中產階級的許多事物都吸引著我,而且我現在的一些價值觀無法為工人階級生活所接受。但由于上面那些原因,對我來說,認同于中產階級也不再是一個有魅力的未來。”[1]325-326 
  可以說,霍加特說出了“獎學金男孩”的心聲,為這群人開辟了一個精神家園,使這個群體能夠得到自我理解,同時他也推動了工人階級小說的蓬勃發展,使工人階級和初露頭角的知識青年占據了當時英國公共生活的中心位置。 
  1945年后,工黨政府開始實行福利國家政策,工人階級的狀況大為改善,“獎學金男孩”“獎學金女孩”也越來越多,正如洛弗爾所言:“對霍加特先生來說,獎學金男孩是一個例外。而在我生活的地方(城市建筑房群),停留在小學學歷的男孩才是例外。”[1]324 
  隨著“獎學金男孩”“獎學金女孩”的增多以及成人教育的蓬勃發展,工人階級閱讀群體日益壯大,當更多的工人學會讀書、看報、看電視時,他們開始反感于主流媒體刻畫的工人階級形象,認為自己受到歧視,進而拿起工人階級話語這個武器,與中產階級爭奪文化領導權。而中產階級在傾聽這些來自于工業地區或城鎮的貧窮地區的真實的工人階級的聲音后,也無法再像以前那樣給工人階級貼標簽、制造刻板印象。他們不得不深入基層,學習工人階級的語言和習慣,試著去理解工人階級的價值觀,修改對工人階級的評價,以維持自己在主流話語建構方面的優勢地位。按照法國學者克里斯托弗·德萊的看法,霍加特的影響不僅超越了英語世界,而且超越了霍加特所處的年代。如今還有許多社會學家相繼運用霍加特的理論,拋開地域的限制,研究工人階級和普通人的價值觀[10]140。 
  從這個角度看,作為一位夾在“沒文化的”工人階級和“有文化的”中產階級之間的“獎學金男孩”,霍加特在化解自己的階級身份認同危機的過程中,逐漸自覺地選擇了第三種化解方式并以此為業——做一名在中產階級里替工人階級發聲的“邊緣人”,運用中產階級主流話語的方式闡述工人階級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合理性,接合了“工人階級”和“文化”這兩個本不相關的概念,使“工人階級文化”進入當時的公共話語空間,從而建構了文化研究史上的第一種替代性話語——工人階級文化話語,將內心的焦慮轉換為維護社會平等、促進社會進步的建設性力量。出版《識字的用途》后的霍加特也逐漸自覺地從主流知識分子轉變為非主流、邊緣化的知識分子,直到晚年還一直作為少數聲音的代表致力于英國文化的民主化事業[4]105-106。用精神分析的術語講,這是一種“升華”。正如尼古拉斯·加恩海姆評價道:“挽救工人階級文化是一場運動,這一運動是為了把這種文化及那些實踐這種文化的人從E·P.湯普森所說的從‘后人的極度恩賜的態度’中拯救出來,同時也是為了給這一階級肯定自身價值——‘工人階級的道德系統’——提供自信和力量,以此來對抗統治階級的道德系統。”[13]205-206 
  四、文化自覺:霍加特成長之路對文化研究的啟示 
  上文我們通過階級身份認同危機的這一后來人的視角重新解讀了霍加特和他的著作《識字的用途》。《識字的用途》的出版則意味著文化研究這項事業和這門學科的誕生。正如霍爾所說,這“是一種真正徹底的開端”[14]52。 
  不過,這種后來人的視角也有缺陷,就是它把霍加特成長之路看成一個線性的、逐漸產生文化自覺的發展過程。而對于霍加特而言,這個過程實際上是充滿矛盾和反復的,其原因正如威廉斯所說:“資產階級和藹而繁忙的溫床再三地把機會提供給挑選出來的工人階級,有時,此中的許多人都是作為明確的階級背叛者被挑選出來的。甚至在那些不可能背叛的人群中,例如霍加特所深深相信的自己人中,背叛也有可能。這種分離是由于,在資產階級框架之內采納那些機會會造成它自身嚴重的緊張和困難。”[15]344 
  也就是說,獎學金既是工人階級子弟上升的階梯,也是資產階級收編工人階級的工具,而霍加特是少數沒被收編的人。也許,作為曾經迷茫的“獎學金男孩”,霍加特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情況下無意識或下意識地成功化解自己的階級身份認同危機并加以升華的,并不存在我們今天所說的“文化自覺”。霍加特在寫作的過程中也坦言:“一個來自工人階級的作者有其犯錯的誘惑,在某種程度上與來自其他階級的作者是一樣的。我來自工人階級,即使是現在既感到跟工人階級很接近,又跟他們有隔閡。……它能幫助我走得更近去給出一種工人階級生活的感受,避免局外人的某些明顯誤讀的風險。另一方面,這種非常情緒化的介入也帶來相當大的危險。”[5]4
 這種危險導致的結果就是懷舊,即對20世紀30年代的工人階級生活過于美化,而對50年代則憤世嫉俗。30年代的霍加特還是一位生活在工人階級之中的“獎學金男孩”,而50年代的霍加特已經是一位與中產階級一起共事的文學批評家,而且,“隨著身份的轉變,霍加特對精英主義似乎越來越趨于認同,雖然他沒有忘記自己的工人階級出身,但仍然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偏離,這也許是他自己也始料不及的。”[12]22而作者的懷舊也導致了《識字的用途》兩部分的文本斷裂,第一部分《“舊”秩序》用的是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描述的是霍加特身邊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而第二部分《給新的讓位》并沒有一直努力去“描述普通工人階級生活的性質,以便對出版物更為仔細的分析可以置于現實語境之中”[9]39,而是把工人階級等同于“大眾”和消費者,用文本分析的方法考察大眾文化,而且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霍加特與新一代的工人階級已經存在著明顯的代溝,這也使得霍加特不得不回到利維斯主義的老路上,對大眾文化進行劈頭蓋臉的謾罵。“這導致《識字的用途》前后兩部分顯然不同的兩種表述之間出現了無法解決的張力”[9]39。斯道雷也認為:“霍加特筆下的‘過去的文化’來源于個人經驗,而對‘新文化’的批評則是一種學術研究活動。”“他對大眾文化時期的文化衰落的論斷則是從大學教師和研究者的角度作出的”[16]46。將文化一分為二的做法也容易使人忽略“古老文化”和“新的文化”之間的連續性。如今,《識字的用途》在人們的印象中似乎只有第一部分,而第二部分基本上已被遺忘。對于這樣的局限性,霍加特不僅在書中提到,而且后來也經常承認這一點。他坦承自己已經盡力使自己免受這種情緒的影響。理查德·約翰生也認為:像霍加特這樣的“研究者們常常在私下工人階級的世界(往往是其童年的世界)與公共領域的定義及其他中產階級砝碼之間調停”[17]45。 
  約翰生所說的這個矛盾一直伴隨著霍加特,正如有學者說道:“霍加特的地位也因其對大眾文化所作的令人沮喪的預測而備受知識界的抵制,有人批評霍加特代表了一種悲觀的、茫然的、精英主義的,甚或是更年期的批評”[12]8,這是他被迫離開自己一手創建起來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一個重要原因。后來在擔任大不列顛藝術委員會副主任時,他曾支持將經費優先開銷于戲劇、音樂、歌劇和芭蕾等高雅藝術上,反對社會民主派主張的“參與性的、基層群眾的、民主和通俗的藝術”[12]9,表現出了“對受到公開資助的社區藝術中‘文化民主’運動的激進的民粹主義的厭惡”[18]55。麥克蓋根也認為:“霍加特明顯的前后矛盾拉遠了他與廣涉階級、性與種族等問題的文化民主運動——一種比他所曾表明的純粹得多的民粹主義”[18]64。 
  可見,霍加特的“文化自覺”還是模糊的、不完全的。正如丹尼斯·德沃金所言:“他重新創造了工人階級生活的味覺、聲音、嗅覺和情感。他的論述同時是社會學和批判主義,這由一種特殊才智來支持,這種才智是他作為一個批判家的訓練賜予他的。”[19]117“《識字的用途》有力的影響源于自傳,文學心理圖像和批判情感的結合。讀者從知情人的角度獲得了工人階級生活的具體圖景,這個知情人的廣泛經歷使他具有某種超然態度。”[19]118 
  也就是說,受過中產階級學術訓練的霍加特也同時受到中產階級價值觀的影響。 
  盡管問題復雜,但“文化自覺”這一后來人的視角仍然能夠帶給我們一些啟發:“獎學金男孩”是20世紀中葉英國社會階級流動的產物,而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口流動性越來越強,越來越多的人也穿梭在不同群體之間。即使在霍加特的年代,他也遭受了這樣的批評:雖然霍加特的論述建立在孩童時記憶的基礎上,但它也意指了整體的工人階級。他從來不考慮區域、種族和宗教上的差異造成的影響或英國社會變化的不均衡影響。他的經驗方法比建立在觀察基礎上的社會學研究要更有力,但是他沒有把他的主題放在大的社會背景之下進行研究,這是一個局限[19]118。 
  一方面,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種族”“民族”“族裔”“性別”“性屬”等問題開始替代原先“階級”問題一統天下的局面①,文化越來越具有多元性,每個人越來越可能成為“邊緣人”甚至“雙重邊緣人”“多重邊緣人”。另一方面,隨著整個世界教育水平的普及和提高,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弱勢群體也開始意識到自己的邊緣地位并試圖自我理解和自我救贖,文化身份認同危機問題也因此變得越來越普遍。我們認為,這些問題不僅僅是文化研究的,也是心理學的。文化研究應該使更多的人培養起這樣的“文化自覺”,幫助心理學家解決相關的心理問題。從這個角度看,霍加特的人生經歷無疑是具有示范性的。 
  當我們將“階級身份認同危機”擴展到“文化身份認同危機”這一更大的范疇,并用“作者的文化身份認同危機的化解與升華”這一視角來重新審視文化研究這門“把研究者的主體批判性,或者說主觀色彩,堂皇提到論文或著述的核心位置”[20]44的學科的作者們時,我們完全可以看出一段段與霍加特相似的心理歷程:弱勢群體接受高等教育進入強勢群體,因自己的“邊緣人”地位而產生文化身份認同危機,于是努力地運用主流話語替自己所在的弱勢群體說話,建構一種替代性話語并推動它進入公共話語空間②,與強勢群體爭論文化領導權,同時激勵有著相同或相似經歷的弱勢群體起來進行文化抗爭。 
  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研究史即是一部替代性話語的建構和傳播史。替代性話語(alternative discourse)不是“另類話語”(國內學界通常這么翻譯):“另類話語”強調的是話語自身的邊緣性以及它與主流話語的對抗性,具有非理性、反霸權、浪漫化、極端化和激進化的特點,常常很容易被主流話語收編;而“替代性話語”則是運用主流話語的形式來表達弱勢群體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合理性,除了具有邊緣性和對抗性之外,還具有與主流話語協商、競爭、互補并有可能取代主流話語的特性,是一種有效的溝通和抗爭方式。在后革命時代和互聯網時代的今天,這種溝通和抗爭方式是推動世界民主化的重要力量。
  從這個角度看,對待“邊緣人”,寬容是必要的。強行要求他們“站隊”,融入強勢群體的生活世界,或者回到那個他們“早已回不去的故鄉”③只會使他們更加痛苦,并壓抑了他們的創造力,而這些創造力也往往是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發展的源泉。最佳的選擇無疑是引導他們走霍加特所開辟的化解與升華之路,挖掘他們所在群體未被開發的文化資源并以此建構替代性話語,推動文化朝向民主、多元和創造性的方向發展。這條路,正是霍加特所開辟的文化研究之路。正如霍爾所言:“我們正在試圖理解的這種力量(文化研究)開始以不可阻擋之勢,也以對文化的深遠影響回歸到舞臺,并且,它的確改變了世界。”[9]52 
  這也是本文對文化研究用途的一個回答。 
  注釋: 
  ① 比如在當時的英國,像斯圖亞特·霍爾這樣來自牙買加的“獎學金男孩”更關注種族和民族的問題,而“獎學金女孩”則更關注性別問題。 
  ② 比如斯圖亞特·霍爾、保羅·吉洛伊等則運用白人話語建構了黑人移民話語,薩義德、斯皮瓦克等則運用第一世界話語建構了第三世界話語等等。 
  ③ 來自于楊坤作曲、文雅作詞、楊坤演唱的歌曲《牧馬人》。楊坤在歌曲《牧馬人》中歌頌了“天蒼蒼,野茫茫”的內蒙古草原以及自由瀟灑的牧馬人生活,最后卻說“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鄉”。這是一首表達“北漂”“邊緣人”心理的歌曲,很契合本文的主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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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宇輝】民主與法治民主與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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